英國作家蒂姆·哈福德在《生活的邏輯》這本書中提到，平均每800個墨西哥人中，才有1個艾滋病毒攜帶者。即使是妓女，這個比率也只有1%。哪怕一個妓女運氣差到正好跟一個艾滋病毒攜帶者進行不用安全套的性交易，她因此而被感染的可能性也不會超過2%，而如果雙方都沒有其它性病，這個可能性甚至低于1%。這么算的話，她在一次不被保護的危險性交易中染上艾滋病毒的概率大約是萬分之0.125。考慮到她因此而多得的收入，可以計算出墨西哥妓女平均每損失1年的健康生命，可以額外獲得15000～50000美元，相當于她年收入的5倍。因此，雖然更高的收入意味著更大的風險，但這個風險不是無限大的。
5年收入換1年生命，這就是墨西哥妓女健康風險的價值。也許很多人會認為這個交易根本不值，但中國煤礦工人很可能還拿不到這個價。所謂“健康無價”，其實是不可能的。我們每一次出行都冒著交通事故的風險，但我們還是決定冒這個險。所以對待健康和工作的正確態(tài)度，不是一味的強調某一端，而是根據自己的情況作出計算。
在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里，更高的風險必須給人更高的價格。我們這個社會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很多人的議價能力連墨西哥妓女都不如，可是他們別無選擇地接受了自己健康的價格。這時候你能指責他們愚蠢么?
正確計算自己的健康價值
此外，某些事業(yè)會使人完全忽略任何形式的計算，人們?yōu)榱送瓿蛇@個事業(yè)可以什么都不顧。比如中國科學家鄧稼先不是不知道核輻射，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健康對國家的重要性，但他仍然選擇自己親自去查看核彈碎片。橄欖球是一個高風險高利潤的運動，美國橄欖球運動員蒂爾曼擁有3年360萬美元的合同，但他在9·11事變之后卻選擇了一個更高風險，卻更低利潤的職業(yè)——參軍，結果死在了阿富汗。
經濟學大概解釋不了鄧稼先和蒂爾曼的行為，而且也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用錢來衡量。但不管算什么，大多數人的大多數工作是做了計算的。有人參加美軍去伊拉克服役只不過為了一家人的醫(yī)療保險。日本核泄漏事故，前往清理福島核電站的全部志愿者的年齡都超過60歲。人們把這些志愿者視為英雄，他們的確是英雄，但他們是有理性的英雄。據一個接受采訪的志愿者說，他們的決定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出于邏輯：“我今年72歲，大概平均還有13到15年的壽命。而就算被輻射了，也需要至少二三十年才能形成癌癥。所以我們這些年長的人得癌癥的可能性更小。”
所以一個選擇了高風險高回報的人，在健康出問題以后應該愿賭服輸，即使再給他們一次機會很可能還是這樣選。真正應該后悔的是那些選擇了高風險低回報，甚至是高風險負回報的人，比如當年鬧得沸沸揚揚的高曉松醉駕肇事案，造成了四車連撞，四人受傷，自己也被吊銷5年駕照，獲刑6個月并處罰款4000元，此外還有因這件事引起的收入損失和公眾形象受損。酒后駕車的回報遠遠抵不上其風險，作為明星明明應該專門玩大的，卻在這種小事上冒險。所謂“君子不立于危墻之下”，說的是不冒不該冒的險。而正確的態(tài)度不是不冒險，而是看值不值得。曹操說袁紹“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大約就是說他不會正確計算自己的健康價值罷。
結語：努力工作是為了讓我們的物質生活更優(yōu)越，但不代表我們因此就得以健康作為代價。如果沒有一個好身體，你怎么能有機會享受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價值呢?(文章原載于《養(yǎng)生雜志》，刊期：2012.11期，作者：木子果，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三九養(yǎng)生堂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涉及作品內容、版權和其它問題，請盡快與我們聯系，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內容)。
